第二节 岭南古典主义与岭南教会建筑的演变

二、岭南教会建筑的中国式演变

　　西方教会在近代早期大力开展的建筑活动是岭南建筑西洋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途径，而之后的教会学校建筑则开创了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序幕。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大秦国（波斯）有大德阿罗本带经书至长安，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此时进入中国的是聂斯托留派，来华后被称为景教，他们的主要工作有：兴建修道院、翻译圣经还有出版一些信道基要的书籍。

　　基督教对岭南的影响，可以上溯至唐代，阿拉伯商人阿布·塞德·哈爽在《印度中国见闻录》中称唐末黄巢进入广州时，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多达12万人，共中包括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等教徒[1]。但与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对岭南影响并不大。在明清两代，基督教大规模传入岭南并产生较大影响。西方教会对岭南内陆的传教活动同样伴随有零星的西洋建筑活动的发生。

　　（一）岭南早期教堂建筑

　　西方基督教于1054年分裂为两派，东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派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即天主教。至公元16世纪，两派又一次发生分裂，从天主教会分化出“新教”。明朝传入岭南的，主要是天主教耶酥会。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l506—1552年)最早被耶酥会派来广东传教。他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意图进入内地被拒，郁郁寡欢死于广东台山上川岛。天主教在岭南的大规模宗教活动始于澳门。在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获准在岛上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天主教会随即展开传教活动，神父冈萨雷斯(Gregório González)于公元1554年便建立了简陋的茅草教堂。由于葡萄牙人和天主教徒的苦心经营，公元1557年澳门加入天主教果亚教区；公元1575年，罗马教皇赦书设立澳门主教区，岭南边陲渔村澳门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一个重要传播中心；公元1576年，澳门的第一座教堂望德堂建成，16～17世纪，澳门建造了大量的修院和教堂。

　　以澳门为中转，西方传教士从未停止过对岭南内陆的渗透。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耶酥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抵达澳门；公元1579年，耶酥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到澳门，西班牙教士7人到广州；公元1582年，耶酥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hieu Ricci)奉范礼安之命抵达澳门；同年，罗明坚得到广东道台陈文峰允准，在肇庆东关天宁寺居住，并正式传教，随后转往广州、绍兴和桂林；公元1583年，利玛窦也从澳门抵达肇庆传插西学和天主教义，并向官府申请建立教堂[2]。

　　利玛窦和罗明坚在肇庆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是二层西式建筑，利玛窦在记载到：“传教士获得了靠西江西郊的一块土地，紧靠一座被当地人称为‘花塔’的塔下，它的字面意义就是像花一样的塔。他们所建造的房屋每侧由两间组成，中间是一个敞开的大厅，作为礼拜堂用，正中祭坛的上面挂一幅画，是怀抱婴儿耶酥的圣母像。本城的知府为他们送来了两块匾，一块挂在礼拜堂的进口处，另一块则在内部。第一块匾上刻有‘仙花寺’，另一块上刻有‘西来净土’[3]。“房子本身很小，但很中看。中国人一看它就感到很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和他们自己的(指当地中国人房屋)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楼并有砖饰，也因为它的美丽的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4]罗明坚、利玛窦在教堂里展示了从西欧带来或自制的天文仪器，并展示了载有欧洲宫殿、拱门、桥梁等建筑成就的精美图册。由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冲突，罗明坚于公元1588年回到欧洲，利玛窦也于公元1589年被勒令离开肇庆，移居韶州南华寺。利玛窦等人在南华寺建造了一座中式教堂，“为避免敌意的指责，也为了防止官员们在市内举行宴会，犹如他们在寺院所做的那样，所以这所房屋是按中国式样设计和建造的，只有一层楼。”[5]这似乎和利玛窦在离开广东后改穿儒服一样具有同样的理由，是为了在形式上更中国化，以利于传教。

　　由于教会的传播工作，天主教在岭南得到持续发展，尤其在康熙“保教令”的推动下，传教活动克服了“中国礼仪之争”的困扰，使中国天主教堂的建设在康熙年间达至全盛时期[6]。公元1723年雍正继位后下诏严禁传教时，岭南教会事业已达相当规模。广东总督鄂弥达等在公元1732年8月21日关于驱逐广州各天主堂西洋人到澳门的奏章中，详细说明广州城内共有男天主堂八座，为西门外杨仁里东约堂、杨仁里南约堂、壕畔街堂、芦排苍堂、天马巷堂、清水壕堂、小南门内堂、花塔街堂，“引诱入教男子约万人”；另又有女天主堂八座，为清水濠女堂、小南门内女堂、东朗头堂、盐步堂、西门外圣母堂、大北门天豪街圣母堂、小北门火药局前女堂、河南窖口女堂，“引诱入教女子约二千余百人”；以上各堂绝大部分由西洋传教士担任堂主[7]。在雍正的朱批中，有“天主堂房屋或改作公所或官卖良民居住”等字句，从政府和民间对外来宗教的抗拒心理来看，能充作公所或民居的建筑应该还是中式的，但不排除有西洋装饰和教会符号的可能。

　　雍正以后百余年，清廷历朝采取了严厉的禁教政策，对外贸易也仅保留广州“一口通商”，并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虽然不能进行公开的传教活动，但教会一直试图重新开展此项工作。同时由于英国在18世纪末先后击败西班牙、荷兰和法兰西成为海上霸权，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十三行也掌握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部分，英国基督教新教徒开始迫不及待地谋求对华传教事业的开展。公元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向乾隆皇帝提出包括允许英国传教士来华自由传教在内的七项要求，遭到拒绝。公元1807年，基督教新教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到广州，并在其后27年间在广州和澳门从事翻译圣经、编撰《华英字典》等工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较大贡献，直至1834年逝于广州。其间美国、德国等国传教士也来到广州，并在文化交流方面贡献良多，如大卫·雅俾理（David Abeel)、艾利亚·裨治文(Elijah Coleman·Bridgman）等。但传教事业却未有实质开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后禁教政策被彻底打破。

　　1840年鸦片战争在结束公行贸易的同时也结束了自雍正以来一百多年的禁教政策。首先是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赋予了法国人在五口建造教堂、坟地的权利，同时规定了清政府保护教堂和坟地的义务。订约后，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了对天主教的禁令。传教活动第一次以条约形式得以保护。尽管如此，在随后的一两年里，地方官府仍然禁止教会购买十三行以外的土地用于兴建教堂。1847年5月，在英国政府和十三行英国住民的支持下，新教教堂在十三行旧英国馆和荷兰馆的部分用地上开始兴建，直到1848年12月建成。这是一座采用巴西利卡形制的小教堂，南面入口处为钟塔，女儿墙四角有尖锥形雉碟，属哥特复兴风格。

　　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进一步保障了各教会教派传教士深入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一时间，天主教和新教各教派在岭南的传教活动日渐繁荣。在1860年Rev. Daniel Vrooman所绘的广州衙门分布图中清晰地标注了R. C. C.(Rom. Cath. Cathedral，罗马天主教教堂）和P. C.（Protestant Church，新教教堂）的位置多达15处（图7-39）。1860年，法国人借口清政府在禁教期间没收了原天主教教产，以索赔形式谋取了广州原两广总督衙门旧址，并由法国天主教普行劝善会于1863年奠基开始兴建天主教圣心教堂。在法国工程师和广东石匠（总管工蔡孝）的共同努力下，于1888年建成（图7-40)。该教堂采用了纯正的垂直哥特式风格，平面为圣心巴西利卡形制（图7-41）。建筑总长77.17米、宽32.85米、钟塔高52.86米，为中国最大的哥特式石构教堂。

图7-39  1860年丹尼尔所绘广州地图（资料来源：Heaven is High, the Emperor Far Away，转引自彭长歆《岭南建筑的近代化历程研究》）

　　在法国人建设广州石室天主教圣心教堂的同时，英国圣公会获得清政府对十三行被毁教堂的赔偿，于1864～1865年间在沙面英租界修建了圣公会基督教堂。这是一座具有18世纪古典复兴风格的小型教堂，在入口处设有穹顶覆盖的钟塔。

图7-40  广州石室天主教堂现状

图7-41  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平面、立面图(a平面，b南立面，c西立面，引自汤国华《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集（一）》)

　　除中心城市和条约口岸外，教会同时注重向非条约口岸和荒裹的农村发展。即使是条约口岸地区，教会建筑活动也往往先于口岸的开辟。1847年，德国巴色会与瑞士信徒组织崇真会派教士黎力基往潮州、汕头一带传教，并在汕头活动达五年之久。汕头开埠后，教会发展迅速，并于1858年、1865年分别在汕头、潮州建设教堂。1882年，法国人在潮州兴建了罗曼风格的天主教堂，可容纳教众上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1858年建成的汕头第一所基督教堂“基督教锡安堂”，完全按照传统的西洋式结构建造。而建于1864年的基督教礐石堂，楼高三层，歇山顶配斗拱飞檐，屋顶用琉璃瓦铺设，正门为宫殿式拱门，前有6根花岗岩石柱，四周墙体用花岗石砌筑，典型的中西结合风格（图7-42）。尽管结合方式显得生硬，但表明了两种建筑风格结合的努力尝试。

图7-42  汕头基督教礐石堂(引自林梃主编《汕头建筑》)

　　在广东雷廉地区，法国天主教会的活动也异常活跃。1850年，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唐神父的带领下，开平、恩平“土客械斗”中落败的客家人信众迁往北海涠洲荒岛上定居。1853年，范神父接任，并开始在涠洲盛塘村兴建天主教堂，1863年始成。其主体建筑前壁为三层哥特式（图7-43），平面长51.6米，宽16米，高约21米。在极端缺乏物质材料的荒岛上，教堂仍然尽可能地采用哥特式的装饰细部，局部有中式菱形及花瓣图案。1880年左右，法国天主教李神父在涠洲岛城仔村建成圣母堂，但在规模和装饰上大弱于盛塘村天主堂。

　　1899年，与北海相邻的粤西吴川县西南部和遂溪县东南部根据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划为法国租借地，巴黎外方传教会随即于1900～1903年在广州湾租借地兴建维多尔天主教堂（今湛江市霞山区绿荫路85号）。维多尔天主教堂和广州石室教堂一样采用了双塔的哥特式立面形式，并在立面构成上反映了巴西利卡形制，但由于有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的参与，一些传统的哥特式结构做法如飞券被取消，由此导致整个结构体系趋于简化，装饰细部同时趋简。

图7-43  广东各地早期教堂建筑（引自彭长歆《岭南建筑的近代化历程研究》)

　　从鸦片战争后岭南早期教堂建筑的发展来看，由于洋教地位的根本改变，无论天主教还是其他教派教堂毫无例外地采用纯正的西方教堂样式。而且，早期教堂大多以国家和教会意志进行建设，在资金方面有可靠的保障，并有西方建筑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其中，使教堂建筑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随着传教活动的广泛开展，教堂建设日趋频繁，教堂建筑更多地表现出对地方材料和工匠技术的适应性。

　　岭南近代早期的教堂建设以法国天主教会最为突出，其中大多数采用了守旧的哥特样式。这其中即有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和广州湾（湛江）维多尔天主教堂的双塔形式，也有广州沙面露德圣母堂、北海汕洲天主堂的单塔形式。罗曼风格与哥特式相结合者以潮州天主教堂为孤例。其余如巴洛克风格者则在其他教派教堂偶有所见。

　　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美国基督教新教各教派掀起对华传教的高潮。与法国天主教会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新教各教派更愿意通过建立学校、医院等达至传教目的，而不单纯是教堂布道的形式。在建筑形式上，也更愿意通过地方建筑形式或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掩盖其宗教的异质性。这是岭南近代宗教建筑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前者引入了纯正的西方建筑形式，后者则为中西建筑融合提供实践。

　　注释：

　　[1]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207～208

　　[2]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2－115

　　[3][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2－115

　　[4][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6

　　[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72

　　[6]徐好好.中国教堂建筑述略.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53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清宫十三行档案精选，2003:78

　　作者简介：

　　王河，博士、博导，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岭南建筑家，“南粤工匠”技能大师，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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