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岭南教会学校

　　1、岭南近代教会学校

　　广东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60年巴陵会在广州油栏门设立的男女学校。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兴起到国外传教的热潮，许多大学生被招募，形成一个宗教十字军运动，其中大约有2500多人被派到中国来[1]，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此高速发展。岭南教会学校也以广州为中心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表现为数量大大增加，并呈现专业化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趋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教会学校的建立主要有：

　　1866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美国医生嘉约翰在美国传教士伯驾（OR Porker)创立的博济医院中设立南华医学堂，1914年又附设护士学校。 

　　1872年，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那夏里在广州沙基创办真光书院；l878年，因火灾将校址迁往仁济街；1909年，将书院改为真光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私立真光女子中学；1917在广州芳村白鹤洞购地建成新校舍。

　　1879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那夏礼（Henry V．Noyes）在广州城西沙基创办安和堂；1888年购芳村花地“听松园”故址五十余亩，改名为培英书院；1889年在“听松园”内兴建校舍并设科学部；1912年改名为私立培英中学。 

　　1888年，美国浸信会女传道会第一届联会派容懿美女士来广州，于五仙门创设培道女学。1906年，于东山牧鹅塘附近购地1460余井（约合15900平方米）建筑新校舍；1919年正式定名广州培道女子中学。 

　　1889年，美浸信会教友筹设培正书院，院址在德政街；1905年改由两广浸信会办理；1908年，在东山建新校舍，改校名为培正学堂；1916年改名为私立培正中学。

　　19世纪80年代后，广州教会学校进入发展高峰期，其标志为广东第一所教会大学的创立。1884年，广州长老会牧师香便文（Beniamin Couch Hemy），向美国宣教会提议立大学于广州，并于1888年在广州沙基创办“格致书院”。1897年校址迁往广州四牌楼，次年再迁花地萃华园，1900年一度迁往澳门，更名为“岭南学堂”。1904年由澳门迁往广州海珠康乐村新校址，1916年改名为岭南大学[2]。除岭南大学外，此期广州教会高等学校还有协和神学院、协和女子师范学校、夏葛医学堂等。

　　除省城广州外，各教区对教会学校的兴办也十分积极，其网络甚至发展至乡村民间，并涵盖了从蒙学到高级别教育的多种形态。教育网络的扩大使教会的影响扩展至岭南每一个角落，教会学校建筑也因此成为推动岭南传统建筑西洋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代广州教会多由美籍传教士创办，来华之初，传教士均以洋楼形式构筑校舍，且多以殖民地外廊式作为基本样式。

　　1872年那夏礼女士在沙基容安街初创真光学校时的校舍以及1888年容懿美女士在五仙门初创培道时的校舍均为殖民地外廊式风格，属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盛期的建筑样式。券廊式风格在广州近代教会学校中一直延续到20世纪00年代，这一时期，培英花地校舍，培道、培正东山校舍在建设早期，均为券廊式风格。培英花地时代“礼智楼”1906年落成(图7-44)，培道东山新校区“大红楼”1907年落成，这两幢楼在立面构成、山墙及细部做法均十分相似，应属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晚期的哥特样式，尤其是后者，特点十分明显，如裸露红砖，将红砖与白色线条组合使用，山墙的哥特式处理等等，立面装饰感很强。另外，培正白课堂1908年落成(图7-45)，由林秉伦设计，朱昌瑞监工。该楼是近代广州教会学校中最接近殖民地券廊式早期风格的建筑之一。它四周设廊，两层均用简洁方柱支承连续拱券。采用砖墙承重，木制密肋楼板，内外墙全涂白垩，十分独特。同期券廊式风格还有培道宗教院(图7-46)，该楼与大红楼同期落成，为外廊式，两层均为连续拱券，立面色彩追求红砖与白色线条的强烈对比，与大红楼一样，应同属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晚期形式。在l908年后广州教会学校虽也有西洋式的建筑处理，如培正由南洋募捐款项所建的王广昌寄宿舍(图7-47，1918年建成)和陈广庆纪念饭堂(1919年建成)等，但从形式风格来看，手法较为杂乱(疑为南洋华侨或工匠提供图样)，未能形成一种统一、明确的形式手法，因此将其视作一种零星的西洋式建筑活动。

图7-44  广州培英书院“礼智楼”

图7-45  广州培正中学白课堂（引自李昭醇、倪俊明主编《 广东百年图录》）

图7-46  图7-46 广州培正中学白课堂平面、立面、剖面图（引自《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广州篇》）

图7-47  广州培正中学王广昌寄宿舍（引自李昭醇、倪俊明主编《 广东百年图录》）

　　2、岭南教会学校中西合璧的建筑革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岭南教会学校步入大发展时期，大量新校址拟定和大规模校园开始建设。由于民教冲突的激烈，教会开始“中国化”和“本色化”运动，使“发扬东方固有文明”得到教会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可并以具体形式加以实现，包括教会建筑形式。教会建筑师或传教士在运用他们熟悉的西洋形式(如券廊式)进行设计的同时，开始探索新的建筑艺术形式，并试图将西洋样式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融合交汇。

　　20世纪初欧美建筑界盛行的折衷主义风格为中西建筑形式融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摹拟或揉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建筑风格成为一种时尚。教会和西方建筑师在该时期中国教会建筑的设计上找到了共同语言。 

　　1902年10月，基督教新教差会美国长老会、英国伦敦会、独立宣教师联合会所办岭南学堂开始在广州珠江南岸康乐村建设新校，美国纽约第五大街的斯道顿建筑师事物所完成了最初的规划设计，并由美国建筑师阿德曼兹（J．R．Edmunds Jr．)于1918年完成修订(图7-48)。这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中最接近美国古典主义校园规划的设计之一，十字式的校园主轴和宽阔的、具有纪念性的校园空间为岭南大学烙上了美国式的校园痕迹（图7-49）。

　　1904年，斯道顿事务所完成了岭南大学第一栋永久建筑马丁堂的方案设计。这是岭南近代教会学校中第一次采用“中西合璧”的方法，但斯道顿的设计仍然建立在该时期美国本土流行的建筑样式的基础上，方形的平面、通过硬红砖的不同砌筑方式所形成的细腻变化以及殖民地外廊式的种种特征等，这一切被覆盖在类似中国式的大屋顶下，其上立着在西方看来最能体现东方情调的中式小亭(图7-50)。屋顶最早为锌铁皮，没有举折，屋顶和墙身没有必然的联系。种种迹象显示，马丁堂对中西两种不同建筑文化的融合是非常仓促的，其审美取向基本上还停留在“中国热”时期，斯道顿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教会的要求。广州大学建筑学院董黎教授对岭南大学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其结论有助于我们更深一步的了解岭南大学创立初期的情况[3]：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初创期，在此期间能够筹措到开办经费的学校都纷纷修建了校舍。在中国建立的大学应该采用何种建筑形式，传教士也是既充满自信又一片茫然。有的传教士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构想了一个朦胧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们寄期望于西方的建筑师。对于西方建筑师来说，这是一次各显神通的时机，一次富有东方情调的尝试，一个多元并存的过渡阶段，一个法无定式的探索年代。其结果是除了都具有中国式大屋顶的特征之外，其余部分就很难有共通之处。既使是大屋顶，西方建筑师在处理手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基本倾向。一种是以地方特色为其参考摹本，譬如：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以及华西协和大学等。另一种是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其参考摹本，金陵大学开其先例。但不管何种倾向，在教会大学初创期，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重，也远远没有到形成程式化的程度。

　　近代西方教会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首先在岭南大学中倡导了中西合璧新式样建筑，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风格。

图7-48   广州岭南大学规划图（资料来源：Hallowed Halls——Protcstant Colleges in Old China，转引自彭长歆《岭南建筑的近代化历程研究》）

图7-49  广州岭南大学校舍计划鸟瞰图（引自《私立岭南大学一览》）

图7-50   广州岭南大学马丁堂及立面复原图（引自《中国近代建筑与城市》）

　　在民国初年的广东高等教育中，岭南大学在规模、师资、设备、教学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孙中山曾3次到岭南大学参观，发表演说并捐款，期望岭南大学学生担负建设民国的责任。1927年，岭南大学率先收回由中国人管理。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岭南大学文理科合并到中山大学，改作中山大学校址。岭南大学旧址现存中心区包括由南校门到北校门中轴线一带的建筑，以及东侧的马岗顶洋教授宿舍，东南侧的广寒宫（图7-51）和西侧的模范村中国教授宿舍。现存的原岭南大学建筑群，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既有校园建筑格调的统一性，又有设计手法的丰富性，是本世纪初南方大学校园建筑的典型实例[4]。这也是对近代岭南教会学校建筑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图7-51  广州岭南大学广寒宫（引自《岭南大学》）

　　斯道顿建筑师事务所担负了岭南大学从1904-l915年间的大部分建筑设计，包括岭南大学附中寄宿舍(1909年)、黑石屋(图7-52，1914年)、格兰堂(图7-53，1915年)等。相对于早期的马丁堂，格兰堂等建筑物虽然仍有中式的小亭子矗立在屋顶上，但屋顶的处理显然更中国化了，包括格兰堂屋顶的兽吻和脊饰等。

图7-52  广州岭南大学黑石屋及立面（汤国华提供）

图7-53  广州岭南大学格兰堂（引自《岭南大学》)

图7-54  广州岭南大学怀士堂（引自《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更多建筑物由上海布道教团建筑师事务所派出的美国建筑师阿德曼兹(J．R．Edmunds Jr．)在1913-1928年间完成，包括怀士堂(图7-54，1915年)、护养院(图3-55，1918年)、马应彪接待室(1921年)、陈嘉庚纪念堂(1919年)、爪哇堂、八角亭、十友堂(1929年)、张弼士堂(1921年)、理学院、荣光堂等。阿德曼兹使不同的屋顶形式适应不同的建筑体量，并将其整合成序，形成高低错落的屋面变化；同时，阿德曼兹在形式上采用了部分的岭南地方传统样式，如怀士堂中人字形两坡顶、披檐以及岭南特有的博脊和博古饰等；阿德曼兹还大量运用了中式屋顶的重檐处理手法，使西式墙身加中式屋顶的简单加法扩展至对西式墙身的中式处理。 

　　对岭南大学早期建筑的观察中，可以发现朴实经济、功能实用、装饰简洁的设计特点，中西建筑风格参杂其中，在普遍运用钢筋混凝土技术的同时，灵活运用岭南民居建筑的屋顶组合方式，追求传统砖砌手工艺的表现手法。

　　20世纪20年代之后，教会学校逐渐兴起了中西合璧式的建筑潮流。其起源于教会大学，并影响到一些具备经济实力建新校舍的教会中学。广州真光中学是岭南地区最早采用中西合璧式建筑形式的教会中学之一。在真光中学真光堂、必德堂、连德堂等主体建筑中，设计者显示了较为成熟和变通的技法：一方面，采用平顶和坡顶相结合的方法，仅在局部屋面覆盖中式屋顶，而屋顶形式既有歇山顶又有两坡顶等不同形式，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同时避免大屋顶做法，中心部分通过重叠坡顶的做法形成重檐效果(图7-56)；另一方面，采用八角形高窗解决大屋顶空间的采光、通风问题，使大屋顶下空间具有实用功能。

　　岭南近代教会学校对建筑新形式的探索虽然起步较早，作品较多，但总体来看1925年前的大部分建筑仍停留在“中国古典复兴”的早期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形式的简单模仿和对中西样式的简单糅合。

图7-55  广州岭南大学护养院（引自黄菊艳《近代广东教育与岭南大学》)

图7-56  广州真光中学真光堂

　　1925年，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师在南京中山陵竞标中全面占优，“中国古典复兴”的话语权逐渐被中国建筑师所掌握。中国建筑师开始参与教会建筑的设计，且在处理中国固有建筑样式时，手法更为精练和成熟，如杨锡宗1927年设计的培正美洲华侨纪念堂(图7-57)，虽然仍为早期的“中西合璧”式，但屋顶大为简化，摒除了烟囱和采光亭，使建筑更加端庄大方。 

　　1925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建筑师仍然为教会学校服务。美国建筑师茂飞1928年为岭南大学设计了惺亭(图7-58)，1930年设计了哲生堂(图7-59)、陆佑堂(图7-60)，其建筑风格一改早期岭南大学校园内中西合璧式风格，无论斗拱、檐椽、柱式，还是兽吻、栏杆、檐下彩画甚至墙面色彩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同时在体量组合、比例运用等方面又有所突破，他将中国古典建筑元素糅入西式立面构图手法，使两者由过去的相互拼凑发展为高度协调和统一。

　　1934年，长老会建筑事务所为广州培英中学设计了白鹤洞新校（图7-61），在早期“中西合璧”式基础上，新设计已有较大发展，但西方建筑师的固有理念仍随处可见，如作为校园地标的塔、屋顶的随意组合等等（图7-62）。

图7-57  广州培正中学美洲堂

图7-58  广州岭南大学惺亭

图7-59  广州岭南大学哲生堂

图7-60  广州岭南大学陆佑堂

图7-61 广州培英中学白鹤洞新校鸟瞰图（引自《培英校刊》第一期)

图7-62  培英校友塔

　　随着20世纪30年代前后政治、文化及艺术(包括建筑)的民族主义倾向渗透至中国社会阶层的每一个角落，岭南中国建筑师以杨锡宗、林克明为代表，设计建成了一系列“中国固有式”公共建筑，包括广州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府合署、国立中山大学等。

　　1933年岭南大学女生宿舍（广寒宫）落成(图7-63)，广寒宫有着传统须弥座及重檐屋顶、通过西式构图对立面进行三段式划分、有着丰富细部及装饰的十一开间，成为岭南大学校园内深具中国传统神韵的建筑，其设计者是l925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建筑系的广东开平籍建筑师黄玉瑜，曾经担任过茂飞的助手。 

图7-63广州岭南大学女生宿舍（广寒宫）

　　从明末清初岭南近代的建筑实践，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了稳定的建筑体系和建筑风格，它表征为“中国古典复兴”和“中国固有式”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则由于教会建筑以教会学校为主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形成的“中国古典复兴”运动中，为中国近代“固有式”建筑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方法。岭南作为西方教会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教会学校在建筑形式方面所作的改革与全国其他地区基本同步同源，从地区角度挖掘岭南近代教会学校的形式演变对探讨“中国固有式”的地方成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教会大学不仅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而且还是中国建筑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正如董黎所说，从“交流”的本意而言，真正谈的上中西文化双向融合的实例少之又少，教会大学建筑的形态构成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传统建筑之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较成功的特例，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突破了中国千年以来的物以致用的狭隘建筑观念，使中国传统建筑具有了时代和民族文化的象征性意义。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的运动，50年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主义形式”的建设方针，80年代开始建筑界在理论与实践领域争论不休的“神似与形似”，都与教会大学建筑有着直接的渊源[5]。

　　教会大学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式建筑风格，是近代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与西方近代建筑技术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其在校园规划和建筑方面的贡献，影响至今。 

　　注释：

　　[1]上海建筑施工志编委会编写办公室.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27

　　[2]以上教会学校资料整理自郭卫东等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董黎.岭南大学的创建过程及建筑形态之评析.南方建筑，2008（3）：34

　　[4]广州文化局等编.广州文物志.广州出版社，2000：154

　　[5]董黎.岭南近代教会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王河，博士、博导，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岭南建筑家，“南粤工匠”技能大师，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南粤古驿道网特约撰稿人。

    来源：南粤古驿道网